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奶粉事件“倒逼”公共管理转型

2016-08-27 17:27 | 网络整理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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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鹿毒奶粉事件愈闹愈大。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大众媒体,均指责政府监管不力,问责之声此起彼伏。政府同样反应迅速,一方面中止免检制度,并动员财政与医疗卫生资源,为患病儿童免费治疗,甚至为未患病儿童进行免费筛查;另一方面重责大批负责官员,最终导致石家庄市长为此事件而辞职。给人的感觉是,从今以后,政府加强监管了,整天盯着食品企业,民众大可放心。

政府最近整天疲于奔命,忙于救火。官员们整天提心吊胆,生怕在自己的辖区和任期内出现什么“意外事件”,最终成为问责的对象。一切的一切,在于人们心中的一个假设,即假设我们的政府是全知的、全能的,自然也是负全责的。

这样的假设自然是不成立。既然政府不是全知的、全能的,那么期望它承担全责,自然是荒谬的;当它无法承担全责时,猛烈批评政府自然也是荒谬的。

很清楚,彻底根治中国治理混乱的根本之道在于一种全新的理念:政府应该是有限的,其权力有限,责任也有限。那么,出了这么大的事情,其余的责任谁来负呢?很简单。让办了坏事的人负责,无论是故意的,还是无意的。一个社会,只有在所有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,社会才能和谐运转。

具体到这次奶粉事件,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如此行动:受害的民众起诉奶粉生产商,天价索赔,因为生命无价;受害的民众起诉奶粉广告商及其代言者,要求他们为误导民众负责;广告代言明星们起诉被代言公司,要求它们为误导明星们负责,赔偿明星们的物质和精神损失;政府启动危机处理预案,为受害者提供免费救治和筛查,但是反过来要起诉有关企业,让它们为自己的不良行为负责并且支付各种费用。有些人做了错事,但是却由政府动用财政为其善后,相当于让我们普通纳税人为无良公司造成的后果埋单,天理何在?政府为什么不能起诉这些公司呢?地方政府也许要保护这些公司,但是中央政府为什么不能起诉它们呢?中央政府严厉整治地方保护主义,让企业之间的自由收购成为可能;最后,政府启动有关法律和条例的制订或修改程序,让所有做了坏事的人和机构,都能受到压力的惩罚。

企业的大股东们会认真起来,为了让自己的钱包不缩水,他们会对公司管理层的质量管理严加审核;企业的管理者们会认真起来,为了让自己不丢掉工作,他们自然会对质量管理严加负责;企业的供货商们自然也会认真起来,否则他们会担心自己的原料没有销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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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责任编辑:徽牧小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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